《大江大河2》：随历史的真实驶入创作的攻坚期

《大江大河2》中的故事都能在长三角找到与之呼应的典型案例。从这一角度看，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取景长三角所感知的，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脉搏，立足长三角所透视的，其实是当代中国的只争朝夕 制图:李洁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事业与情感接连生变，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各有各的难处。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怎样有效结合，考量着编剧、导演、演员等一众主创的接力创作。戏里戏外，《大江大河2》都进入了攻坚期。

2020年的待播剧列表里，这部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正午阳光、SMG尚世影业联合出品的电视剧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该剧有望于今年四季度与观众见面。从2019年11月底开机至今，创作者们扎进浙江宁波一隅，剧组的时空线被拉回到1988年至1993年间，大家不仅复刻当年的场景，更尽力靠近当年人的视界、心跳。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大江大河》系列所到之处恰是那些年真实发生过巨变的土地：第一部在安徽泾县拍摄，第二部转战浙江，最终人物的命运与上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城市化进程、工业现代化发展、各种经济制度的变革等，剧中的故事都能在长三角找到与之呼应的典型案例。从这一角度看，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取景长三角所感知的，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脉搏，立足长三角所透视的，其实是当代中国的只争朝夕。

剧作的价值之一，在于不可置换的时代性

续集不好做，这在近年的国产剧创作生态里似乎是默认事实。无论是否原班人马，一旦踏进同一条河流，都得接受观众更高的期待、更为严格的打量。《大江大河2》显见的难题，亦是如何“接住”第一部攒下的高分——《大江大河》改编自阿耐的小说《大江东去》，2018年12月在东方卫视首播后赢得了高收视、好口碑，并荣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优秀作品奖、第25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电视剧等重要奖项。

不过在主创看来，真正的难题与前作无关，只在于第二部的“一剧之本”。“我们想呈现的，不是‘宅斗’或‘厂斗’，是跳出了局部矛盾后，专属于《大江大河》的情节。其中包括一些观念的碰撞、改革与保守的角力。”制片人侯鸿亮说，《大江大河2》要拆解的难，是如何将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戏剧的矛盾与现实的矛盾做出最有效的结合。

以主人公的命运为例，宋运辉夫妇的感情出现了危机，雷东宝和杨巡在事业上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要重启人生。如果说剧本要展现人物遭遇的跌宕起伏，要写得戏剧化一些，都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技巧;那么如何让充满了戏剧张力的故事“落地生根”，吻合长三角地区在改革浪潮中“走在最前面”的那些人那些事，考验着剧本对历史真实的把握。

换言之，1988年浙江土地上的改革轨迹，既无法与“南巡讲话”后的自己重叠，也不可能和同一时间线的上海完全合辙。剧中要呈现的戏剧冲突，应当是那时那地的“限定款”，能暗扣历史的脉络，也符合相应场景中人们的心态、眼光。如是“不可置换”的时代性，是现实主义创作给出的命题，也是一部优质剧作的重要价值。

创作的细部，能照见好剧与好演员的彼此滋养

进组后不久，王凯就飞去外地领受“中国电视好演员奖”。短短一天半的行程，行李中躺着厚厚的剧本。《大江大河2》，他依旧承担最大的台词量，需要啃下许多化工类专用名词。更让人费思量的是揣摩人物心理。用今天的开放眼光去看宋运辉那样的人，他的开拓意识、进取意识、以及对婚姻伴侣在精神契合度上的需求意识，都是令人赞赏的。但在二三十年前，他那样的“时髦人”难免遭遇误解。“反复研读剧本，用真实的、符合历史现实的心态去接近人物，这是必修课。”王凯说，好演员与好剧彼此滋养，他和宋运辉互相成就。

一番演员感悟，何尝不是剧组所有人的创作心得。

在宁波的杨烁清瘦了不少，但他饰演的雷东宝却要在剧中的五年时间里面演绎人生的大起大落，包括身材。谷底时的清瘦，人到中年后愈见“油腻”，忽胖忽瘦加之许多反季节的拍摄，都为演员制造了肉眼可见的麻烦。“不怕麻烦，倒是怕不真实。”他对记者说，借助今天的服化道来达到“发福”的效果并非万能，还要加上自己身体与道具的磨合，才能真正还原一个“200多斤胖子”的言行举止。董子健说，二度进组时他常有种感觉，自己随着大江大河的奔腾，悄然成长了。比如拍第一部时，他还是不太能拿捏电视剧表演的“荧屏新人”，他对于杨巡的认知也多数停留在“父辈的经历”。而现在，经过第一部的锤炼，“我好像也跟着走过了杨巡的那几年，从一个想看更大世界、做更遥远梦的少年，渐渐成长为一个懂得现实意义的年轻人”。

还有许多创作的细部，能够照见好剧与好的创作者之间的相辅相成。比如第一部的导演孔笙这一回担任监制，但他绝不只是“挂名监制”，剧组开工的日子，从早上八点到午夜零点，都可能是他和《大江大河》在一起的工作时间。比如编剧唐尧，剧本磨了11个月，反复推敲的就是“没有所谓反派，只有从不同立场出发的观念相左”。还有剧组向来用心的服化道环节，第二部循例处处体现着细节上的“品控”。在由厂房改建的摄影棚内，既有观众感觉亲切的“小雷家村村委会”办公点，也有宋运辉的“家”;大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交时的长三角城乡风貌，小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幸福摩托，乃至一张手写的欠条等，都能把人带回故事发生的那一刻。

一部观察改革开放如何推动时代巨轮的作品，有必要真真切切地从大地上萃取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