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所有人“伐开心”的奥斯卡，可能已经不重要了

格雷塔·葛薇格导演的新片《小妇人》公布中国内地定档2月14日的当天，2020年的奥斯卡奖入围名单公布了，这部被金球奖“彻底无视”以至于让业内群起而维护的电影，得到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六项奥斯卡提名。但葛薇格仍然被排斥在最佳导演的候选之外。

本世纪开启了第三个十年，而在过去一周内相继公布的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和奥斯卡奖提名，让人看到被好莱坞主宰的电影工业仍然是“白人老男孩中心制”的游戏。

黑帮、战争和单身男人——奥斯卡的结界

2019年是女性导演丰收的一年。

玛缇·狄欧普《大西洋》在塞内加尔的背景下，把性别政治的主题融入贫穷、阶层和移民的复杂语境中。卡提柏的《为了萨玛》，从母亲的视角呈现叙利亚内战中反常的日常，残酷的血与死和温柔的乡愁，都是生命能量的一部分。乔安娜·霍格的《纪念品》展开了“长大未成年”的女孩在男女关系和母女关系之间的撕扯，创作者面对英式传统客厅剧的内容，抛开了佳构剧的技法，转而用纯粹电影化的方式呈现人物的情绪流动。瑟琳·席安玛的《燃烧女子的肖像》，在“冲破礼教束缚的禁忌之恋”的俗套故事里，不落俗套地创造了女性对女性的凝视，女性成为女性的镜像。奥利维亚·王尔德的《高材生》看似是小格局的糖水青春片，但创作者在身体解放和性别认同的讨论中给出了女性本位的视角和叙事。池娜叶·楚库的《宽宥》，用四年半调研，花17天拍摄，创造了极简主义的剧作和视听，探讨“死刑”的法律流程对执行者和被执行者双方的异化。卡斯·莱蒙斯的《哈丽特》是一部传记片，哈丽特是第一位被印刷在美元上的女性，她从一个马里兰州的逃亡黑奴，成为抵抗组织“地下铁路”的活跃领袖，并且在南北战争中投身战场，领导北军，又在战后屡次发起女性平权运动。《别告诉她》是继《摘星奇缘》后，亚裔创作群体又一次在好莱坞工业中的集体亮相，一庄一谐，在文化差异的表象下探讨华裔族群内部日渐严峻的代际分裂。

以上作品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主创的性别为女，而是这些女性创作者在占绝对主导的男性叙事之外，创造了“她说”的视角和修辞，并且，女性本位的苏醒和发声不宥于一个地区、一个阶层、一种类型，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

这样一种正在发力的文化思潮，在奥斯卡的视野中成为“不可见之物”。垄断了奥斯卡提名的影片是哪几部?《小丑》《爱尔兰人》《1917》和《好莱坞往事》，(被迫单身的)男人/老男孩、黑帮和战争，三个主题张起奥斯卡和好莱坞牢不可破的结界，恪守着最顽固的内部视野。《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可以看作奥斯卡的某种镜像，95岁的伊斯特伍德对古典剧作方法和好莱坞语法的掌握是大师级的，但他在片中对女性媒体人的污名化令人发指，而他对此毫无自觉，恰似他在《骡子》里扮演的那个角色，脱口而出“黑鬼”时，丝毫不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谁说奥斯卡/好莱坞不会成为往事呢

2015年，“白色奥斯卡”这个标签出现在社交网络上，在之后的几年里，一直是社交网络的族裔和两性平权声浪，在倒逼着电影工业。即便如此，根据今年的统计数据，奥斯卡评委中68%为男性，白人比例占到84%，2020年已经到了，可说好的“女性评委和少数族裔评委比例翻倍”，做到了么?编剧伊萨·蕾宣读完今年奥斯卡入围名单后，失望地说：恭喜男人们。又一次，最佳导演的提名是清一色男人。在奥斯卡的历史上，只有五位女导演获得过提名，唯一得过最佳导演奖的女人是凯瑟琳·毕格罗，而《拆弹部队》被公认是一部“比男人更男人”的电影——女性被认可的前提是她成为男性思维和男性视角的执行者。

也许有人会说，至少奉俊昊让世界看到亚洲导演正在创造历史。其实，奉俊昊在《寄生虫》之前，有过执导《雪国列车》和《玉子》的经验，他是步了李安和阿方索的后尘，先进入好莱坞的体制内，再回到自己熟悉的语境中完成“毕其功于一役”的作品。与《卧虎藏龙》不同的是，《寄生虫》在奥斯卡加持之前，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话题之作”。流媒体带来影像传播形态和传播渠道的变化，年轻一代不需要奥斯卡的结果来“指导”他们看什么，传统影院的放映壁垒对观众、对作品都在逐渐失效。

奉俊昊需要奥斯卡么?从老派的仪式感来说，需要。可这种老派的仪式感有现实意义么?毒舌的英国主持人瑞奇·热维斯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是怎么说的? “网飞(Netflix)干得好，但是没办法，今晚我们还是要做三小时的节目。”“穿貂的《猫》被骂成狗，可它老派啊。”老派和仪式，只是行业内部多此一举的需要。

所以，是奥斯卡需要奉俊昊，至少证明它没有自绝于“网生代”的影像传播。同样，不是女性和少数族裔的电影工作者低人一等地渴求好莱坞和奥斯卡的认可，因为那已经是无可阻挡的潮流和既成事实。而一个对更大范围的行业现状和现实世界漠视的评价体系，只会被翻篇、被遗忘和被湮灭。

谁说好莱坞不会成为往事呢，这速度也许比我们想象得更快。